撰文：莊梓 時事評論員

近代中國積貧積弱，仁人志士尋求救國之道，都是向外國取經；清末籌辦君主立憲，清室派員往歐洲、日本考察；到民國建立，有人主張總統制，有人贊成英式議會制，都是從西方國家的經驗中學習。到中共建黨，就是承襲蘇聯布爾什維克革命。

不論哪一個政權、不管什麼門派，向外國尤其西方取經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一個主軸，到現在都沒有停止過。中共在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所謂開放，就是全方位「向外國先進經驗學習」。

在這個逾百年向外國學習的漫長過程中，有一個始終發揮着特殊作用而無可取代的地方，就是香港。自1842年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它始終是華人社會各方勢力活動的中心，接通中國大陸和世界。

近代中國不同政權的首都都在大陸──清國在北京，國民政府在南京、戰時陪都在重慶，偽滿「皇宮」在長春；中共早年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首都」在瑞金，49年則建都北京。

由於各種政治原因，這些首都的功能都受到限制，主要是作為政權的管治中心，對國內很重要，但國際化程度偏低；連繫着大中華和世界各國中心的地方，始終在一個小小的香港。

香港屬於世界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教授李靜君今年5月出席美國的「香港民主委員會」網上論壇，以英語發言，她說香港是一個全球城市：Hong Kong belongs to the World，香港屬於世界。說得絕對正確，然而，此話被《大公報》和《文滙報》演繹為香港不屬於中國，涉嫌違反了《港區國安法》！

左報無知，煞有介事；香港屬於世界，跟「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無衝突；盛唐年代的長安（今之西安）萬方來集，是中華帝國第一個國際城市，現在我們說長安屬於世界，有錯嗎？

翻開《基本法》第五章「經濟」部分，多條條文都確認了香港「融入國際」的事實，例如第116條香港為單獨關稅地區、第128條保持香港的國際和區域航空中心地位，第141條香港宗教組織和教徒可與其他地方的宗教組織和教徒保持和發展關係。其他諸如第9條容許英語為法定語言，第92條特區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可從其他普遍法適用地區聘用。

上述各項條文，都是「一國兩制」國策之中「兩制」賦予香港的特殊待遇，都是承認和容許香港跟內地體制有所不用、可以繼續保持香港國際特色的基礎。香港屬於世界，對中國和中共一點害處都沒有，反而是中共治下香港的一筆歷史財富。

香港歷史博物館製作了一個「歷史名人在香港」系列，值得大家重溫，這些歷史名人包括了日皇裕仁（來港時仍為皇儲）、越南國父胡志明、菲律賓國父黎剎、英國大文豪蕭伯納、喜劇巨匠差利卓別靈等，每個名人在香港都是一個精采的歷史故事。當然更為人知的還有孫中山先生數度來港，清國宗室耆英兩度訪港與兩任港督會面。

「窗口」被封 香港完蛋

回顧一段又一段歷史，不外想說明過去百年因為各種特殊原因，香港成為大中華地區各股政治勢力活動的基地，西方商人、傳教士、教育家、新聞記者，都會取道香港進入中國大陸，或由大陸撤出後以香港為落腳點。

清政府跟英國磋商開放沿海城市，就是派清宗室成員耆英來香港處理。因督辦洋務、與西方列強談判議和而到過香港的清廷重臣就有李鴻章、兩廣總督張人駿、醇親王載灃等。

至於孫中山先生在香港念書、籌組革命黨及籌募革命經費的歷史已廣為人知；孫中山先生因眼見英治之下的香港井井有條而大陸則破敗落後，深有感觸，他承認「我之革命思想，完全得之於香港」。

香港對大陸的貢獻，一直延續至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香港為內地輸入資金、管理、人才，為大陸經濟崛起奠下了堅實基礎。

去年北京為香港「度身定造」了《港區國安法》，把香港一些多年來「行之有效」的對外交往視為勾結外國勢力，對美國、歐洲等西方國家在港活動嚴密監控，這些舉措都大大縮窄香港與國際社會交往的空間。

與此同時，北京千方百計把香港納入大灣區成為華南一個經濟城市，循此路走下去，香港有可能終結其中外橋樑、中西交滙、接通中國與世界的「華人首都」的歷史角色。

證諸歷史，香港的最大價值就是協助中國走向現代文明的一個「窗口」，「窗口」被封，香港也就會宣告完蛋。去年我們見到的，似乎正是香港走向這個結局的開始。

——節錄自《信報財經月刊》1月號《5大疫向投資》